不能简单用生效还是不生效评价一审判决。

[26]换言之，权力的规范性与合法化必须根据权力所指挥的内容的性质进行证明。而权力的概念则需要通过规范性论证的方式获得其正当性来源，权力的概念必须首先在逻辑和价值上证明其正当性，并从实践层面证明其存在和运行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25]［德］ 伯阳：《德国公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国内法学界关于权力的定义以张文显教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权力指个人、集团或国家，按照其所希望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政策，控制、操纵或影响他人行为（ 而不管他们同意与否） 的能力。在我们看来，原初的权力概念中天然地包含着一种无限扩张的成分，我们将其视为是权力的意志面向，它试图追求并勉力实现权力行使者自身意志的最大化。【摘要】作为理性与意志的复合体，权力的本性中含有一种扩张倾向。[10] 与此同时，法学层面的理论界定也存在着相似的困境，权力概念仿佛陷入了难以自我言说的尴尬境地。

这也就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际与主客体的思维模式的理论源起。一般认为，权力应当具备公共性、合法性等性质，这些要素或多或少地反映与描述了权力理性化的特质。[4]该观点是目前主流观点，关于法律行为概念的论述，可以参阅李军:《法律行为理论研究》，山东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14-27页。

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对于法律争议的解决、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行政决定的内容许多并不需要强制执行过程来实现，而是通过当事人自行履行而实现的。[12]我国民法学界，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的效力，长期认为违法二无效。这会出现一个问题，股票会涨跌，股价上涨，卖方不愿意卖;股价下跌，买方不愿意买。

对应该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还要用履行判决或者给付判决。合同成立、生效时点的确定对于解决此类案件非常重要。

五、重建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系，要对不同的法律行为设置不同的效力形态传统的效力形态要么有效，要么无效，效力形态过于单一。[3]《民法通则》采纳了合法性之说，明确规定: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总之，认定效力，不能简单考虑合法性标准，还要考虑合目的性，考虑主流价值观念和社会效果，要综合这些因素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对于法律行为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行为是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

要结合具体的情况，综合考虑行为对双方当事人、对第三人、对社会秩序等造成的后果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因素。合目的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法律规范的目的，如果违法行为不但没有违背反而是强化这个目的，就没有必要宣布其无效。过于单一的效力形态明显不适应客观情况需要，导致调整相应社会关系缺乏科学性，会出现浪费资源的问题。[5]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2]柴发邦先生的观点大致相同，认为: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为了发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而进行的一种合法行为。1.法律行为效力内容要类型化。

不能简单用生效还是不生效评价一审判决。例如行政主体作出行政决定后，即使附条件或附期限实施，但行政主体也不可以随便更改该行政决定。

按照传统的观点，本案中股权转让合同只有等甲方向审批机关申请，经批准后才生效，但往往在这期间，股市会发生很大的波动，这就非常容易产生纠纷。这种观点目前是主流观点，司法实践往往也是这样操作的。笔者认为，行政行为的拘束力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行为人自身的拘束力，二是对相对人的拘束力，三是对任意第三人(对世)的拘束力。生效是指行为什么时候开始具有效力内容，对相关的行为主体发挥约束力。也就是说，法律行为效力的产生并不一定在同一时点，可以是一个过程。[13]有的学者提出，凡是法律术语中使用必须、禁止严禁等表达术语的，一般应认定为强制性规定;使用应该应当等表达术语的，只是一般性规范。

成立生效时点确定不一样，裁判的结果必然不同。传统效力制度中，人们借用司法判决效力中的确定力来指代行政决定具有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但大量、普遍存在的行政决定毕竟与具有终局性的司法判决不同，行政决定作出后，其效力尚待复议和诉讼等程序进行审查;对于未经复议或诉讼审查的行政决定，由于受有错必纠观念的影响，行政机关也可能会随时改变。

一般情况下，法律行为成立的时间与部分效力的生效的时间是一致的，至少法律行为效力中的存续力通常会与生效时间同时，而法律效力中的实现力则可能会因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为另有附款而迟延生效，实现力的生效通常要取决于一定的条件的成就或期间的届满。以上是对法律行为效力制度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所作的剖析，以期为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的重构提供一个基本的思路。

因此，笔者认为用存续力来代替确定力较为妥当，前者比后者更加具有弹性。一般情况下，只要具备这几个条件，法律行为就应视为已经成立。

对它的准确定义，对于整个法律关系制度的构建，对于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的构建，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二是合目的性，这已经成为判断法律行为效力的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完整的法律行为一般来说是具有实现力或者执行力的。因此行政主体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弥补和纠正，而该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受影响。

传统的法律效力制度认为，法律行为一旦生效，所有的效力内容都将生效;否则所有的效力内容都不产生效力，这就很难解释不同法律行为的各种现象。[6]大陆法系民法理论通常将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分为一般成立要件和特殊成立要件，前者是指一切法律行为必不可少的共同要件，后者是指就某种法律行为而言，除一般要件外，还必须具备特殊的事实要素。

对同一个法律行为，由于生效时点的不同，不能简单的采取确认或者撤销判决。重建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系，要对法律行为进行精细和科学的类型化，要区分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要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内容重新进行概括，要重新建立法律行为有效和无效的判断基准，要对不同的法律行为设置不同的效力形态，要对不同的效力形态适用不同的救济手段或法律处置措施。

对于一审没有生效的判决，二审采用撤销判决，是驴头不对马嘴。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当然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没有法律效果但是具有法律后果的行为，也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经当事人合意，法定代表人签章之后，合同即告成立，部分效力随即产生。效力问题没有共识，往往导致案件翻烧饼、屡审不结。有些管理性规范所规定的行为是必须管理的，如认定违反这些规定一律不认定为无效，就可能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给他人生命财产造成侵害。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包括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效力。

对于无效的法律行为，应采取确认无效的方式予以处理;对于可撤销的行为，应予以撤销;对于还没有生效的法律行为，应确认其未生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合同规定的付款行为以及卖方申报等行为，都系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如果生效时点放在主管机关批准之后，前面这些义务如何产生?上文指出，合同成立和生效本身的要件不一样，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则合同成立。

[14]这种观点事实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将行政法律行为分为行政规定、行政决定、准行政决定和行政合同等类型，因为行政规定、行政决定和准行政决定的效力内容也各不相同，只有进行多层次的具体准确的类型化，才能具体描述效力的内容。

笔者倾向于按照瑕疵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这也是行政法学界一种主流观点，即分为重大明显瑕疵、一般瑕疵和明显轻微的瑕疵三类。王利明认为合同的成立要件须有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